隨著我國加大對酒后駕駛的懲處力度，聚餐飲酒后，很多人都會選擇叫代駕，代駕這一新興行業(yè)不斷壯大。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代駕過程引發(fā)的糾紛也屢見不鮮。那么，與代駕相關的糾紛，責任應當如何劃分？
代駕開車發(fā)生事故
司機公司共同擔責
某日夜間，高先生與朋友聚會后，在甲公司運營的打車軟件上發(fā)出了一筆代駕訂單。隨后，甲公司安排代駕司機小夏接單。行駛途中，小夏不慎發(fā)生交通事故，導致高先生的車輛受損，并產生車輛維修費3000余元。高先生以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為由將甲公司和小夏一同訴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賠償車輛維修費用及替代性交通費。
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甲公司系打車軟件的經營主體，小夏在打車軟件上接單并提供代駕服務，由此產生的服務收益由甲公司和小夏按比例分成，二者應當共同承擔由此產生的風險。法院判決甲公司與小夏對高先生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二被告共同賠償高先生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車輛維修費用及替代性交通費。
法官表示，司法實踐中，因代駕司機不當駕駛造成車輛或人身損害引發(fā)的合同糾紛或財產損害賠償糾紛較為常見。司機向乘客提供代駕服務，一般構成服務合同關系，如因司機過錯損害乘客人身權益、財產權益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請求其承擔侵權責任或違約責任。本案屬于侵權責任糾紛，根據民法典相關規(guī)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在侵權主體的認定方面，小夏和甲公司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在小夏存在過錯的前提下，甲公司亦應對可能產生的風險承擔連帶責任。
代駕司機途中受傷
勞務公司被判賠償
小山是乙公司的代駕司機，雙方簽訂了《勞務服務協議》，約定小山應當根據乙公司的工作要求和安排，從事代駕司機的勞務工作，按照勞務指令中所述的時間、地點和條件提供代駕勞務服務。
某日，小山收到代駕安排后，如往常一樣騎著電動自行車前往乘客的指定地點。在途經一路口時，小山與劉女士的車輛發(fā)生交通事故。小山受傷，經鑒定構成十級傷殘。
小山先行向海淀法院起訴劉女士賠償其醫(yī)療費等損失。然而，小山在機動車道逆向行駛存在過錯，經交通管理部門認定，應當負主要責任，劉女士負次要責任。法院最終判決劉女士向小山支付部分醫(yī)療費用等損失。小山遂以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乙公司支付自己剩余比例的醫(yī)療費等損失。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小山與乙公司間簽訂有《勞務服務協議》，雙方構成勞務關系，小山在提供勞務的過程中受到了損害，乙公司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因小山受傷的主要原因系其在機動車道逆向行駛，其本人對受到的損害具有過錯。法院綜合認定乙公司承擔70%的賠償責任。
庭后，法官表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條規(guī)定，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出于對提供勞務者個人權益的保護，法律規(guī)定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受到損害的，接受勞務的一方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本案中，小山與乙公司存在勞務合同關系，小山在接到代駕的工作任務后便駕駛電動自行車前往指定地點，在客觀上開始執(zhí)行代駕工作，在此期間受到的損害，乙公司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因小山對事故的發(fā)生存在過錯，應當承擔過錯責任，因此法院最終根據實際情況及乙公司的真實意愿，綜合認定乙公司承擔相應的賠償數額。
放任醉酒乘客開車
代駕有錯公司擔責
白先生與朋友聚會飲酒，散場后其朋友通過打車軟件呼叫代駕，并為其設置了目的地，丙公司的代駕司機小王接單。
小王按約送白先生回家，但在駕駛途中，白先生多次要求小王停車，要取消代駕并自行開車。小王勸阻無果，其在白先生的堅持下提前結束了代駕服務。隨后，白先生自行駕車離開，小王也騎車離開。意外很快發(fā)生，駕駛途中，白先生發(fā)生了嚴重的交通事故并當場死亡。
白先生的親屬以服務合同糾紛為由將小王及丙公司等訴至法院，要求被告賠償各項損失共計100萬余元。
海淀法院審理認為，小王在尚未到達目的地時提前終止了服務，輕信并放任醉酒的白先生駕車離開，對白先生的死亡存在過錯。但白先生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酒后禁止駕車的規(guī)定有清醒的認識，其對事故的發(fā)生具有重大過錯，應當承擔主要責任。小王的代駕行為系履職行為，相應的責任應當由丙公司承擔，法院判決丙公司賠償損失共計10萬余元。
法官表示，當事人之間訂立形成合同關系，應當根據合同的約定履行相應的義務。如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小王在打車軟件上接單提供代駕服務，與白先生之間構成服務合同關系。代駕司機在乘客處于醉酒狀態(tài)的情況下，應當對乘客欲行醉駕行為進行勸阻。就算白先生多次要求代駕停車，也不能因此免除代駕的責任。（法治日報記者 張雪泓 通訊員 陳一帆）
（責任編輯：蔡文斌）
晉公網安備 14090202000008號 
